才具有了其他作家很难达到的那份严肃、苦涩、压抑与悲怆。”
以《我与地坛》一篇为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介绍。
最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同样把史铁生归为知青文学一类，包括史铁生在内的部分作家的创作被认为是80年代中期文学的重要的转向。
而对史铁生小说创作的具体介绍则是放在80年代后期的“其他重要小说作家”类别中。
也就是认为史铁生属于在当时时代潮流下无法被归类的写作风格。
并且提出史铁生的小说创作具有“寻根”的意义。
另外，也同样注意到了史铁生作为一位残疾人作家的独特视角。
而在散文的创作上，史铁生被归为“文化散文”的类别。
其实我们从三本教材对史铁生的介绍内容的篇幅，就可以推断三本教材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于史铁生的文学史定位上的差异。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对史铁生的文学史定位是最高的，而后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最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中，对史铁生的介绍是最少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的两本教材，都对史铁生做出了系统介绍。
那为什么朱栋霖不对史铁生做系统介绍呢。
我的理解是朱栋霖更注重时代性和历史意义。
纵观三本教材，都或多或少的承认了史铁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的标新立异。
他并不能被归类为当时的某一种文学思潮或某一类文学风格，所以他总是以“其他重要作家”出现。
很明显，对时代性的关注是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视的，因此，如史铁生这样的时代性体现较少的作者入史的意义就不大。
而相反，《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并不是很看中对时代性的一味追求，也并没有打算强制把作家用来划分类别，反而比较看重对作家本身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特色的评价。
因此对史铁生这位在文学史上创作出《我与地坛》《务虚笔记》这类经典作品的作家必然要大加介绍。
追根究底其实这是不同的文学史学观念-----在建构文学史的时候到底是更应该强调重要作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还是更应该强调作家间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这个问题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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